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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澎湃新闻10-13 13:06分类: 热门

原标题:作曲家陈其钢忆父亲陈叔亮:自由,开放,不拘一格

“我出生时父亲50岁了,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老人,所以我失去了了解他前半生大部分经历的机会。”9月底,在“陈叔亮诞辰12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”上,作曲家陈其钢不无遗憾地说道。

纪念活动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、政协台州市黄岩区委员会共同主办,在陈叔亮的家乡浙江台州黄岩举行。书画展、座谈会、文艺汇演,纪念活动热热闹闹,持续了一整天,高朋满座。

陈其钢身体不好,医生建议他不要外出,但他仍戴着呼吸器,从北京跋涉到了黄岩。

“还是忍不住有点小激动,这终归是父亲生长的地方。”纪念活动给了陈其钢一次走近父亲的机会。活动举办前两周,家乡人发现了陈叔亮20岁时手抄的一本《国乐图说》,笙、笛子、琵琶、二胡、三弦……他都亲笔勾勒,自己给自己画音乐教材。陈其钢很惊讶,“学一件他感兴趣但并非他专业的事,如此上心,那种好学和钻研的精神,我小时候做不到。”

作为一个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家,陈叔亮可以说是艺术全才,在书法、绘画、篆刻、诗词、音乐、戏剧诸方面均有成就,尤以书画见长。

“他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。”这是座谈会上,在坐者提及频率最高的一个词。

革命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……九十载(1901-1991)人生旅途中,陈叔亮身上的标签很多,而在那些最亲近的人眼里,他的形象很具体——在子女眼里,他是一个好爸爸,在学生心里,他是一位好院长。

陈叔亮

好爸爸

自由,开放,不拘小节,不拘一格,这是陈其钢对父亲的最深印象。

1957年至1982年,陈叔亮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担任领导职务25年,然而在家庭教育里,“他从来不说教,从来不命令,甚至都没有好好学习这个说法。”

陈其钢幼时的学习完全出自本能,最好的功课是体育和音乐,其他平平,尤其算数较差,“不懂就去问他,他算数很差,无能为力,但他会帮我画画,做美术课作业。”

小时候的陈其钢尚武,一言不合就出拳相向,常常满身伤痕回家。有一阵,他迷上学自行车,后脚脖子老受伤,看到他鲜血淋淋,一瘸一拐的样子,父亲会感慨,“牛牛真有毅力!”但从没说过“太危险了”“今后注意”之类的话。

9岁时,陈其钢被人用铁块打破头,父亲连忙带他去朝阳医院,也没有责备。回家路过一家小卖店,他怯怯地说想吃糖,父亲不知糖果限量供应,要凭糖票,最后买了哈密瓜干。那些哈密瓜干成了陈其钢记忆中永远无法比拟的美味,“我不但记住了哈密瓜干的香甜,还记住了爸爸内心深处的温暖。”

和陈其钢一样,姐姐陈滨滨认为,父亲是爱而不“溺”,教而不“训”。她从未挨过父亲的打骂、挖苦或钳制,做错了事,他也从不粗暴地打棍子、浇凉水,往往用一些幽默、形象的言词进行点拨,耐心等她去觉悟。

陈滨滨记得,自己十来岁时虚荣心很强,在家练钢琴,要是听到隔壁房间有客人,脑子里就会冒出要“显一显”的念头,弹得很响,拼命把速度加快,“爸爸懂我的心理,但很知道给我留面子,总在事后呵呵笑着跟我说:我晓得的,只要有人来,滨滨就要开火车了,拼命加快,快得不得了,哪里知道,人家最不高兴的就是坐火车。”

“没有教育,就是他的教育。”作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分管图书馆工作的院长,有一阵,陈叔亮总要到北京琉璃厂走访文物专家,收购古画、书法、家具和文物,常将陈其钢带在身边。他还爱去故宫,只要有藏品展出,场场必到,去时也不忘拉上陈其钢。

大人之间的谈话被陈其钢听在耳朵里,时不时反刍出来,常让以为他什么都不懂的大人吓一跳。久而久之,父亲给他取了个外号,“心中有数”。

“对孩子的教育就是这样,无需说教,耳濡目染足矣。”陈其钢说,只有极个别的时候,父亲会提醒一两句,比如对什么上瘾,会说玩物丧志,但永远不会再说第二次,“这对我影响挺大,每当我做一件事情上瘾时,马上就想到这句话了。”

1963年,陈叔亮和夫人肖远、陈其钢、陈滨滨。

对孩子不说教、不打压,对外人,陈叔亮也不谄媚、不欺压。

陈叔亮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。坚守25年,他的职务始终没有晋升,以副院长的身份进去,又以副院长的身份离休。这在如今是很难想象的。

“从来没有说升不上去,去找哪位部长聊一聊,更不用说送礼。他的脸上没有阿谀奉承的姿态,领导来了,微笑着,老百姓来了,微笑着,‘右派’老师来了,微笑着。”

这份傲骨也传给了陈其钢。在他看来,不会奉承的人,不会鄙夷和欺负弱者,而欺负弱者的人,一定是爱奉承的人,“父亲没有,见谁都一样。”

有一阵,很多“右派”老师来家里,一坐就不走了,无助的他们没地方说话,陈叔亮深知知识分子的不易,愿意听他们说话。那时候正好赶上三年困难时期,家家户户限定口粮,右派老师来家里,姐姐和妈妈有时候会着急,因为口粮一分,家里就不够吃了,但父亲不急,说没吃饭就在家里吃。

其实,陈叔亮本人也多次被政治运动波及。1959年,他被定为所谓“右倾”典型而受到批判,职务由党支部书记降为党总支第二书记。1970年,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留守处有位负责人拉他去湖北丹江“休养”,结果到了才知道和劳改农场没两样,每天要挖泥养猪,沉重的劳动叫他透不过气来。

“去牛棚看他,他对着我笑,后来去丹江农场看他,他仍然跟我有说有笑,还唱戏。世界上什么人不会笑?但是能够永远笑对生活的人却不那么多。”在陈滨滨的印象里,父亲最多的表情便是“笑”,从没见过他哭丧脸、满面冰霜,更没见过他脸红脖子粗。

“他从没在家庭内部说过一次,他受过屈辱、受过批判。”直到后来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(前身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)院史编写组成员张京生提供的历史资料,陈其钢才知道,父亲竟然经历过这些磨难。

1953年,陈叔亮与陈其钢、陈滨滨在文化部大门外。

在家里,陈叔亮很少把行政工作、领导工作挂在嘴上,家居时间都放在艺术上。他原是丹青妙手,但他的艺术兴趣相当宽,爱看京戏,爱唱昆曲,爱听古琴,爱拉胡琴……一切中国传统的、民间的文化艺术,几乎都跟他有缘。

“我们家的家传是中国绘画、书法、诗词、昆曲、京剧、梆子戏,崇拜的是顾恺之、八大山人、唐寅、王羲之、怀素。”从小,陈其钢和姐姐便随父亲学京戏、昆曲,姐姐唱昆曲的旦角,他唱武生、花脸或老生,父亲就在一旁拉京胡或吹笛子伴奏,很是畅怀。

那时的陈其钢对戏曲无所谓喜不喜欢,只是作为一门能够炫耀和献艺的技能,也是为了让父亲高兴,学得投入。但投入慢慢发酵,无形中对他产生影响,在其中西交融的作曲之路上开花结果——他所受的教育,先是彻底的传统,再到法国接受西洋文化熏陶,对比之后,才觉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。

“他对民族民间艺术的爱好没有任何使用目的,完全是一种天性,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挚爱。”在一篇回忆文里,陈叔亮的夫人肖远记述道。

《国乐图说》,年轻时的陈叔亮自画音乐教材,苦学传统音乐。

陈叔亮对艺术的痴迷始于书画。出生于农民家庭,家境贫寒的他没钱购买笔、墨、颜料,就以廉价的土纸、包装纸、破碗底、土染料为工具和材料。夏夜溽暑难捱,蚊蝇成群,买不起蚊香,他只得汗流浃背地坐在厚厚的麻帐里临帖习字。日夜勤练,长年不辍,他十几岁便熟练“梅兰竹菊”,长于“二王”书体……

一闭上眼,陈滨滨就能看到父亲坐在案前磨墨的形象,拿着墨的手沿着砚台画了一圈又一圈,不慌不忙,不急不乱,墨块一点一点薄下去,墨汁一点一点浓起来,砚台经不住这种“铁杵成针”的磨,中间渐渐凹出了一个坑……

“一个‘磨’字,便可以概括爸爸搞艺术创作的形象。在对艺术的追求上,他就是一头牛,认准了一个目标,便一步一个脚印锲而不舍地走下去。不投机,不取巧,不耍小聪明,不追赶时髦……他追求的是心目中的艺术境界,而不是庸俗的功名利禄,因此他向来不浮不躁,只是一分钟又一分钟地钻呀钻、磨呀磨。”

靠着老老实实的艺术态度和扎扎实实的苦功夫,这个穷苦人家的孩子,最终奋斗成为一个有相当社会影响的书法家、画家。

“他从小生长在非常险恶的环境中,要想找到自己的前途和生存之地,太不容易了。没有任何人提携他,一切都靠自己努力。”同样是艺术家,陈其钢认为自己是幸运的,出生在一个好家庭,从小就碰到伯乐,每走一步,都有人带着他往前跨一步,事业特别顺利。

尽管磨难重重,然而陈叔亮始终乐观、积极、坚韧、豁达,不气馁,不服输。

“他是医生叫开刀就开刀,叫吃药就吃药,从来不问一句为什么。我会问,要吃什么药,这个药什么功能,到处询问,上网查阅,最后搞清楚以后,我说药不能吃。”今年70岁,容易纠结、习惯了悲观的陈其钢十分羡慕父亲的好心态,笑说,“要像他那样,我一定也能活到90岁!”

1962年,陈叔亮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接待郭沫若。

1981年,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。

陈叔亮与书法家启功。

好院长

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25年,是陈叔亮工作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1957年从文化部艺术教育司副司长调任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后,他团结和聚集了一批工艺美术界的著名专家和教授,为学院的起步和专业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,并屡屡帮助学院渡过难关。

“他是一位笑容可掬、平易近人的长者,对待真理和善良,充满了爱护和宽恕的情怀,奉行‘克己为人’;对待丑、恶的人和事,他是条‘铁老汉’,既不屈服也不消沉,始终坚持正确的信念。”

现年90岁的常沙娜为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三任院长,1980年代初接任院长的重任时,曾向陈老表示出胆怯,他中肯而和蔼地说出“四要”:要依靠全院教职工,要努力学习,要全力以赴,要舍得为学院作出个人的牺牲,最后鼓励她,“相信你一定能把事办好。”“这是多么简单而有分量的嘱托啊!它成为我后来工作自始至终的力量和鞭策。”

“陈院长在师生心目中威望极高。”张京生还记得,1985年,学院举办首届教师节庆祝会,他受常沙娜的嘱托去接陈老,参加会议的师生见到德高望重的老院长来了,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,场面热烈而温馨。

陈叔亮书法。

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,陈叔亮鼓励和扶持后辈的例子比比皆是。

“许多人知道燕京书画社,然而,很少有人知道燕京书画社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发展和陈叔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”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61级学生、燕京书画院创办人王成喜说。

1979年,王成喜受命筹办燕京书画社,钱无一分,房无一间,画无一幅,面临着请名人写匾额的难题。王成喜找了几位名人,人家一听筹备情况和那副简陋样,都很客气地谢绝了。画家许麟庐建议他找老院长,字好人又好,肯定会支持。陈老是书画界都仰慕的名人,能给写吗?王成喜硬着头皮,找到了陈院长。

说明来意后,陈院长毫不迟疑地说,想法太好了!书画社不仅安排了待业青年,又为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培养人材,还能给国家创汇,必须支持。“燕京书画社”五个斗大的行书跃然纸上。这五个字,改变了许多人的看法,书画社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。

1980年秋,日本友好商社三鸡通商株式会社向燕京书画社发出邀请,提出设立东京燕京书画院,同时举办书画展览,但展品中必须有吴昌硕、任伯年、徐悲鸿、齐白石、潘天寿等近代名家之作。

王成喜找了不少有关单位及收藏家,有的没有,有的要收很高的保险金和展出费,书画社无力支付。带着这个问题,王成喜又去找了陈院长。陈院长认为,这不仅是书画社的事,也关系到国家对外文化交流,主动提出将自己收藏的书画作品借展,什么费用也不要,还叮嘱他不用精神太紧张。

“对一个小小的知青单位如此慷慨,把自己几十年的心血,毫无保留地、不要任何代价地拿出来,我当时的感激之情,难以用语言形容。”后来,王成喜受人之托,常请陈院长书写牌匾或出国礼品,他总是体恤别人经济上不宽裕,常常分文不取,自己还得往里搭宣纸。

如今,在北京的琉璃厂文化街、长城、十三陵、天坛等二十多个旅游区,在西安的兵马俑博物馆,在日本的东京、京都,你都可以看到“燕京书画社”五个大字。北京赫赫有名的“秀水市场”、中华老字号“东来顺饭庄”的招牌、陈列在人民大会堂的草书“周总理送蓬仙诗”、电视剧《西游记》的片头题字等,也都是陈叔亮的大手笔。

国画

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77级学生、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王见,同样对陈院长的滴水之恩铭记于心。

刚入学,因为字写得好,王见被陶瓷系秘书翟树成引荐,开始出入陈院长的家门。院长叮嘱,不用预约,可随时来,书法资料可随便翻看,有问题就问。到了二年级上学期,院长又给他写字条,说可以随时去借图书馆藏明清书法珍藏品,自此,吴昌硕、陈鸿寿、王铎、傅山等一批批真迹被他借出,挂在上课的教室里。

“对一个本科生来说,能随时出入院长的家门,又能在学习上得到如此关怀,那可不是一般的鼓舞。这种关怀既包含有一种极大的信任,同时也是一种激励,并不断化解成我对自己强烈的自信。时至今日,依然是我研究书法的不懈动力和热情。”

“今天,这样的人和事还有吗?”在王见看来,陈叔亮是践行中国文化的典范,而这样的人并不多。什么叫典范?什么样的人可称为典范?按照他的理解,就是温润醇厚,有恻隐之心。

王见看过陈书亮为齐白石祝寿的发言稿,又一次感到先生的温润醇厚。

“先生开门见山:一、学习齐白石先生孜孜不倦的苦练精神;二、应该肯定齐白石先生在中国文人画传统中的历史地位。”

“1953 年的齐白石不像今天这般如日中天。反对者有之,讥讽者有之,贬损者有之。而先生斩钉截铁地肯定了齐白石对中国文人画的贡献和崇高敬意,看上去似乎非常普通的表彰与肯定之言,实际上包含着先生严谨的学术判断。近70年过去了,这两点仍然是提点和研究齐白石艺术的精髓,也最为准确而经典。”

国画

“如果让书法这门艺术断送在我们社会主义时代,那将上对不起祖宗,下对不起子孙,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。”晚年的陈叔亮献身于书法艺术的复兴事业。1981年,在他和舒同、赵朴初、启功等书法家的奔走呼吁下,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,他被选为首届副主席。

同时,晚年的他专攻书法,兼擅诸体,尤长行草。赵朴初赞评:“多能不独张颠草,满纸云烟见性真。”

“他给我的感受,首先是一位老教育家的风度,平易近人,从来不见有什么急促的时候。但在他拿起笔来,便大大不同了,风驰雨骤,墨沈淋漓,像老将临阵,咤叱风云,观者都不由地齐声喝彩。”和陈叔亮相交多年的启功评道。

启功认为,文章本天成,妙手偶得之,书画更是如此,陈老的书法可以说具有信手拈来的妙处,“《君问归期》《风生白下》诸幅,都是自头至尾,联贯协调,没有任何拘泥作态的感觉,而磊落大方,自有一种风度。”

启功个人最爱陈老那幅《猫》,一团黑墨,谁知是个猫?只在那有意无意的一小块空白处画上几笔眼鼻,又在右边扯出一个三角形的耳朵,这个猫便栩栩如生。左下边补一个红线团,这猫就跃跃欲试了。

有趣的是,画家刘海粟同样喜欢这幅《猫》,特题词赞扬“心奇迹亦奇,一笔通三昧”。

“艺术家的修养蕴蓄,不能像自来水龙头开关处,要多少流多少地测量出来,而是像在长江大海中,风不来,浪不起,潮头万丈,绝不是人力所能命令出来的。”启功评价,“陈老的杰作,正是在兴会淋漓、风驰雨骤中‘偶然拾得’的。”

在书法上,陈叔亮强调“贵在师心、病在师迹”,明确提出“四新一变”主张:新的结构、新的笔意、新的气势、新的面目,一生求变。八十多岁时,他的书法在全国享有盛名,然而他并不满足于现成的规矩,要突破,要创新,要走出去。

“先生说到了,也做到了。”王见认为,书法传统是一条长河,川流不息,在一个阶段有一个时代特点,陈院长把握了文化长河经过这个时代时的特点,将长河里的一瓢水舀出来,恰恰和这个时代是吻合的,“他做的所有努力都在这一点上,而且做到了。”

(实习生陈兆宇、龚诗雅对本文也有贡献)

参考资料:《革命文艺家、教育家陈叔亮诞辰120周年纪念文集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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